1926年7月,捷尔任斯基逝世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落到了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因斯基手中。此君非常有手段,在权斗中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惜任何代价,怎奈他体弱多病,无力掌控局面,于是该部门的领导权更多地被二把手亨利希·格利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掌握。别看这老哥在那个年代并不算十分有名头的角色,其后台还是挺硬的。

亚戈达很早就跟苏维埃政权早期“三巨头”之一的斯维尔德洛夫熟识,一说当时亚戈达在中学毕业后曾替后者的父亲工作,也有说法称他是斯维尔德洛夫的表哥。他得势很早,早在苏俄内战期间就曾以最高军事监察员的身份莅临东线日,亚戈达被调派到契卡,次年便进入契卡主席团,一年后又被提拔为副主席。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后,捷尔任斯基担任局长,缅因斯基和亚戈达分别担任第一和第二副局长。

捷尔任斯基逝世那会儿,苏联高层正经历了一次大洗牌:列宁逝世留下的巨大的权力真空尚未填满,前有风头正盛的托洛茨基,后有狡猾善变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合,中间还夹着渐渐起势的斯大林,可谓是大山头一座座。这些大佬争得头破血流的目的无非就一个,那便是问鼎头把交椅——谁的权势越大,争取到的朋友越多,那么谁就能笑到最后。

有这样一股足以左右局势的力量出现,大佬们还不抢疯了?换个角度来考虑,虽然亚戈达无力独当一面,但他完全可以待价而沽,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个筹码尽可能兑现更多的红利,不必着急表态。能在这场交易中获得优势,对他个人而言绝对超值。然而,亚戈达的格局与野心并不大,老实本分的他就想尽早找个靠谱的领导,然后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本分工作。于是,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渐渐掌握主动的斯大林。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震怒,亲赴列宁格勒监督案件的审理工作,不久就借口搞起了“内部整顿”。这场政治变故直接成就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贝利亚,事实上,亚戈达才是它的第一任直接负责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依旧延续了自己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领导说啥就做啥,吩咐咋做就咋做;不但亲自批准逮捕了大批犯人,还未经公正审判就处决了不少人。亚戈达心里很清楚自己被当成了干脏活的工具,但他也只管埋头苦干,从来不过问也不抱怨。然而,纵使不遗余力地完成上级交代下来的工作,尽可能讨好领导,他依旧算漏了一着。

总而言之,正如我们刚刚所说,亚戈达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场整肃的严重性,还以为它真的是在审判罪犯。虽然斯大林嘴上不说什么,但他渐渐对亚戈达的工作方式失去了耐心。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作出指示:“亚戈达同志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上延误了4年时间。”

捷尔任斯基是个大公无私的人,深受这位伟大的领导者影响,亚戈达也没多少野心。然而,身处这样的位置无异于逆水行舟,你不想着“进取”,自然很快就会被人代替。果然没过多久,斯大林就选好了取代者——被称为“血腥的侏儒”的、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才华只会杀人的叶若夫坐上了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席位,而亚戈达被调任为邮电委员,没多久就因“叛国罪”、“阴谋颠覆苏维埃”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两个月后,他的妻子也获罪被捕,当日便被处决。

亚戈达是好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古拉格迎来了充满血色的“繁荣”;然而他也不该被视为彻底的坏人,毕竟在那场人性泯灭的动荡中,他还算是保留了一些良知,也因此遭到猜忌与失宠。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亚戈达应该是想通了一些事情。临刑前,他曾在狱中拜托叶若夫捎给斯大林同志一些话:他抱怨自己忠心耿耿了一辈子,最终不但什么也没得到,反而落了一身罪名。他并没有试图向叶若夫求情,在发泄完了牢骚后,意味深长地感叹:“看来上帝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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